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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复出，在全国抓了全面整顿工作，全国的生产形势日渐好转。整顿工作触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并自然发展成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在此期间，820工程进展顺利。但邓小平的这些做法却遭到了“四人帮”的激烈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就是从清华大学搞起来的。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反映了清华党委书记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在工作中专横跋扈，争权夺利的问题。特别是迟群在党的十大上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在四届人大没有当上部长，有严重不满情绪，大骂中央领导，群众影响极坏，要求中央派人调查。信是邓小平转的。本来，一个共产党员通过正常途径向党中央主席反映对本单位领导人的意见，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原则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可是毛泽东却认为两封信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谢静宜，矛头是对着他的。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被认为是偏袒刘冰。
197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专门到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两封信的批示。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毛泽东的批示在清华大学各级组织传达后，立即在全校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从批刘冰到批教育部的周荣鑫，再到铁道部的万里和科学院的胡耀邦，上挂下联，矛头直指邓小平。200号曾多次组织大家到校园里大礼堂前去看大字报，开批判会。大批判说“右倾翻案”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把发展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还胡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975年下半年，200号与工程物理系合并，工农兵学员开进了200号。当时清华大学的口号是：“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就是工农兵学员要“上、管、改”。所谓上大学，实际上是在大学里读中小学。有的学员连分数加法都不会，闹出了分母加分母分子加分子的笑话。行政开会要有学员参加，就是参加管理。不断召开批判会，批判教师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就是改造大学。那时，有一个班参加我们大组的“上、管、改”。有一位教师叫陈泽民（后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讲课讲得很好，很受学员欢迎。可是学员批判他的次数最多。真是课堂讲课，课后挨批。他们把教师都当成了“十七年教育黑线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的处境可见一斑。我们的工作当然受到一些干扰，但未受到大的影响。我从国防口的404厂调来，又出身工人家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政治上的优势，所以没有“获得”教师们那样的特殊“待遇”。
1976年1月8日，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逝世。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违背人民的意志，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止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200号的党委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大饭堂召开了一次悼念会。但在“四人帮”爪牙的把持下，悼念会会场上不准悬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横幅会标，讲台上不准摆放花圈和挽联。参加悼念会的群众不准佩带黑纱。200号技术负责人吕应中到台上致悼词前，是先向本应悬挂周恩来遗像的空墙壁行鞠躬礼。大家也跟着三鞠躬，但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记得当时200号有一位1970年清华毕业的女职工，不听基层党支部的劝阻，于午夜1点钟，蹬一辆三轮车，要去天安门广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献花圈，悼念周恩来总理。200号党委知道后，立即派人连夜把她追了回来。1月11日，首都百万人扶老携幼，冒着刺骨寒风，泪洒十里长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迟群、谢静宜把持的清华大学严格控制，不准人员出来参加。
1976年3月底4月初，首都人民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层层阻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用悼词、挽联、传单、朗诵诗歌、发表演讲来发泄对“四人帮”压制悼念活动的不满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声讨的檄文，战斗的诗歌，激起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人们争相传抄，迅速流传。“四人帮”对此十分恐惧，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和阻挠。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首诗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那时，我的夫人于瑞玲就抄了不少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我因在200号，离城太远，又受清华大学迟群谢静宜们的控制，无法进城，没有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没有感受到那种鼓舞人心的热烈气氛。
4月4日（丙辰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前后约有200万人次参加，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4月5日清晨，广场上的花圈、挽联、诗词、横幅被扫荡一空，自发守夜的人被抓走。这种做法激怒了来广场悼念的群众。几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并与民兵和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混乱中烧毁了几辆汽车，工人民兵指挥部起火。当晚6点30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发表广播讲话，说广场上有坏人捣乱，有人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命令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晚9点30分，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冲进广场殴打未离开广场的群众，并抓走388人。
“四人帮”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不久，以莫须有的罪名说邓小平是“四五事件”的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北京市的各单位中，凡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受到追查。清华大学追查得尤其厉害。特别是工农兵学员对老师们的追查，几乎是人人过关，人人自危。但大多数单位的追查是走走形式，群众受到保护。如有的人讲了一些天安门的情况，追查时问他是从哪来的，回答说是在公共汽车上听来的，或者说是在厕所听来的。于瑞玲在他们单位如实讲了到过天安门广场并抄过诗词，结果做了检讨并销毁了抄来的诗词。我没去过天安门，也用不着检讨，但追查会却参加了不少。
后来，迟群曾请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来清华大学就“四五事件”做过一次报告。听了报告，令人毛骨悚然。报告中说：就在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演讲、朗诵、送花圈等悼念活动的时候，穿便衣的公安人员就已混在人群中进行拍照。事后就按图索骥，依照片抓人。还有当场抓人的。那是公安便衣跟踪演讲人到演讲人存放自行车的地方。当演讲人取车时，几个便衣就大喊有人偷车，然后一拥而上，将讲演人塞进汽车抓走。此外，还有不少卑鄙做法没有透露。我听了报告之后，很不以为然。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充当了“四人帮”的打手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帮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炫耀，实在令人不齿。
1976年，政治形势极为险恶，而天灾人祸又接踵而至。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我国杰出的军事家朱德逝世。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地区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北京和天津。唐山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死伤惨重。共计死亡24万多人，伤16万多人。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死亡10万人。1960年智利大地震死亡7000人。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东京的2.5倍，智利的35倍。造成如此惨重伤亡和损失的大地震，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在20世纪世界范围也是最大的一次。
唐山大地震之后，全国人民积极支援唐山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而“四人帮”却不顾唐山人民的死活，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甚至攻击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还以极左的面目，打肿脸充胖子，拒绝了一切国际社会主动愿意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200号。当时在睡梦中突然感到房屋剧烈摇晃起来，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一惊而起，跑到楼外空地。大多数人也都跑到楼外，惊恐不已，议论纷纷。我在当天就想办法回到城里，了解家中情况。当时，天下着大雨，余震不断，住楼房的人们都不敢回家。我回来时看到，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操场上，冒雨挤满了躲避地震的男女老幼。我家4口人（母亲，63岁；大女儿，10岁；二女儿，8岁；妻子，40岁）打着雨伞挤在一块塑料布下，又冷又饿，瑟瑟发抖。我想办法为她们买来馒头充饥。我自己也躲在一块不大的塑料布下避雨，同家人一起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雨停了。二机部办公厅机关送来一些蓝色塑料布，供大家搭棚遮阳避雨。我们家跟老邻居尹玉茂（1945年参军的老干部，有老伴，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家，在全总干校操场南面，合搭了一个四周无任何遮拦的简易防震棚。两家共10口人就挤在这个简易防震棚下。在住防震棚的这段时间里，除去冒着余震危险回家做饭之外，其他时间大家就都待在防震棚里。白天日晒雨淋，夜间蚊虫叮咬，就这样度过了10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
初步安顿好家里的事情之后，我就回200号去了。在200号也搭建了临时简易集体防震棚。我们就暂时住在防震棚里。工作全部停顿了下来。而那时因连日阴雨天气，我的脚气病严重起来，并发生了溃疡，连鞋也无法穿了。到当年9月，天气开始转凉之后，大家就都搬回宿舍去住，并开始上班工作。后来200号经统一安排，用苇箔和油毡建起了比较整齐划一的半永久性防震棚。防震棚由各个单位自己按统一要求搭建。我忍受着脚疼和郭聚豪一起组织大家搭建了我们单位的防震棚。搭好防震棚之后，因大家都回宿舍去住了，防震棚也就空在那里备用了。
到了10月份，天气逐渐变冷，市内家里的防震棚也要重新搭建。就在我的脚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我得到两个女儿的帮助，忍受着脚痛，千方百计筹集材料，在全总干校操场北面，挖了地坑，搭建了一个地窝式的防震棚，让母亲和两个孩子住了进去。我和妻子冒险住在家里。母亲和孩子们在地窝式没有供暖的地震棚里，住了差不多一个冬天。
1977年春，北京地区仍未解除地震警报。北京各单位都在想办法给职工发放一些盖半永久性防震棚的材料。清华大学200号也给大家发放了一些木料、油毡和苇箔。因运输不便，发给我的木料暂时存放在家住北京林学院内家属区内，我们同一单位的同事杨鼓行家。我不得不骑自行车，把两米多长、10厘米见方的10几根木料，竖着绑在自行车后座两边，驮回家来。从北京林学院到花园村全程有10几公里，骑在车上不能下来。一下车再想上车就十分困难了。加之道路狭窄，躲闪汽车和行人要十分小心。幸好，“天助我也”，一路顺畅，安全回家。现在看来，这趟运输对我这个书生来讲，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壮举。此外，我又买了几领苇席和一些竹竿。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由200号我们单位的两位青年工人（一位叫周平利，一位叫刘宝祥）帮忙，在地窝旁，用了3天时间，在地面上盖起了一间半永久性防震棚。防震棚有窗有门，房顶铺油毡浇沥青，四周有苇箔，并在苇箔内外抹了泥巴。从外表看，挺像回事。但却把我累得腰酸腿疼，两只手几乎连只饭碗都端不起来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在盖防震棚当中，我的两个女儿也出了不少力。和泥的水都是她们从距防震棚约100米远的住在四层楼的家里抬去的。
正当全国人民紧张抗震救灾之际，继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在同一年里先后离去，1976年9月9日，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发布公告：在人民大会堂吊唁7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10天。9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权窃国步伐。张春桥在上海组织民兵，发放武器，准备武装叛乱。王洪文在中南海非法组织指挥班子，要直接指挥全国。他还照了标准像，准备在全国悬挂。姚文元组织“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1976年10月4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了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大块文章。文章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1976年10月1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并到200号活动（因国庆放假，我不在单位）。积极散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我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看来，“四人帮”全面夺权迫在眉睫了。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主持，叶剑英坐镇指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执行人民的意志，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住处，宣布了这一决定。前后共用了一个半小时，没费一枪一弹，就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与此同时，“四人帮”在北京的死党——迟群与谢静宜也在北京市委被隔离审查。大约在10月11日，我们在200号已经听到了“四人帮”及迟、谢被隔离审查的消息。由于中央尚未正式公布，大家只能怀着兴奋的心情互相传说和议论。197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这时，人们的情绪像火山爆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全国一片欢腾。10月21日，北京举行了全市人民大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清华大学200号作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也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从天安门一直走到复兴门。喊口号把嗓子都快喊哑了，仍然感到尚未把粉碎“四人帮”后的激动心情表达殆尽。当时，各路游行队伍锣鼓声喧天，口号声震地。有的还扭起了秧歌，唱起了歌曲。回到家里，家人也都喜形于色，举杯相庆。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和愉悦之中。从此，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我们的国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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