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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十分高兴。妻子忙着给我办理上户口的事。母亲忙着给我拆洗衣服被褥。两个女儿也围着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问长问短亲热无比。家里充满了亲情和欢乐。
1975年元旦之后，我便怀着兴奋的心情，到清华大学200号(原称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后改称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报到去了。
200号位于昌平县南口镇虎峪村。虎峪村北靠风景秀丽的燕山，往南面向华北平原，距东南方向的北京市区约60公里，处于北京西北方向上风上水位置。文革前，从1960年到1964年，清华大学吕应中教授率领一批年轻学子，在此建成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座自行设计和研制的，功率为2000千瓦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核反应堆，主要用于做核动力堆屏蔽研究，曾对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屏蔽材料性能进行过试验。此外，1964年还建成一座零功率反应堆。并与二机部合作，完成了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元件后处理新技术的研究，为我国的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研究工作区在村南200米处，实验室、办公楼及其他设施的建筑面积约5万多平方米。1969年11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200号承担了利用钍建造增殖堆核电站的研究任务，代号为820工程。由中央专委责成国防科委归口，成立820工程领导小组和国防科委820工程处，领导这项任务。820工程于1969年起动，内容是要建一座50兆瓦的钍增殖反应堆核电站，目的是为我国核潜艇设计先进的核动力堆，并准备给天安门送电。当时根据战备要求，核反应堆要隐蔽进山洞，于是就动用工程兵在村北开山凿洞，并在村东建成了新的生活区。部分家属住在村中家属楼内。那时，820工程正在开挖山洞，施工车辆穿梭来往，十分繁忙。科研工作刚刚开始，正在搞方案设计。最早的方案有熔融金属堆，熔盐堆，因技术难度太大，一时无法解决，方案被放弃。后来又改成了包覆颗粒高温气冷堆（俗称“煤球炉”堆）方案，堆型很先进，但技术也十分复杂，需要研究的项目很多。
我报到时，先到西直门火车站乘下午5点的火车到南口，再在南口乘200号的接人大轿车回新生活区，找人事处的任豫生。当晚到技安室的宿舍就寝。就寝前还参加了一个批斗会。批斗对象是一位广播室的复转军人。第二天正式报到，由200号的技术业务主管吕应中教授找我谈话并分配我的工作。他让我负责技安室的技术业务领导。政治思想领导是一位叫武英杰的机械加工车间工人，30多岁，河北人。此人一派极左面孔，有点飞扬跋扈，常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姿态自居，对知识分子讲话时，总带有教训人的口气，很少看到他有个笑脸。
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是迟群，副书记是谢静宜。迟群原是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宣传科长。谢静宜原是毛泽东的读报员。另一个副书记是张凤瑞，兼200号的党委书记。张原来是个工人，工人宣传队队员。这些人都是在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上台的。他们紧跟“四人帮”，特别紧跟江青，在文革后期，干了不少坏事。我到清华时，正赶上邓小平出山开始抓全国的整顿工作。但江青“四人帮”却在大抓“批林批孔批周公”，图谋夺取中央大权。甚至还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口号，大批“唯生产力论”，严重干扰生产和科研工作。迟、谢是“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充当了他们的急先锋。但当时820工程是一项政治性任务，可以作为“四人帮”手中的一个筹码。所以，在表面上，迟、谢还是重视和支持这项工程的。我就在这种政治气候和环境下，来到了清华大学这块政治上的是非之地。
因为820工程是首都的一项重点项目，所以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得到国防科委和中央的支持。原来200号只有约100多人。经从二机部、21基地、教育部、文化部等单位不断调人来，并接受部分复转军人和招聘部分中学生参加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1600多人。后来，科研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置了5个室。即：一室，负责反应堆物理、反应堆控制、反应堆结构方面的试验研究和设计。二室，负责核化学工艺、核化工设备方面的试验研究和设计。三室，负责核材料、反应堆回路热工水力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和设计。四室，负责仪器、仪表方面的试验研究和设计。五室，负责核安全与辐射安全、三废处理与处置以及一些辅助设施（如特种洗衣房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和设计。技安室合并到五室，成为一个大组，叫安全组，由我任大组长。此外，还有三个单独的运行和生产单位，就是负责游泳池式屏蔽堆改造和运行的101反应堆运行组，钷发光粉和氚发光粉生产车间以及机械加工车间。五室的室主任叫陈玲燕，女，1958年清华毕业，曾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在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领导下工作。此人能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她丈夫也是从二机部九院（青海西宁核武器研究院）调来的。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陈玲燕的丈夫因病去世，她就调往上海同济大学了。原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的成员、张凤瑞的秘书冯忠潜，当上了五室的室主任。“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四人帮”大闹政治局批判邓小平，在批判会上，充当“四人帮”打手的张凤瑞所作批判发言的发言稿，就是这位“笔杆子”的大作。党支部书记叫张本正，东北人。政治上紧跟“四人帮”，讲起话来很有“四人帮”那一套理论。这两人都是196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作政治辅导员的，属于政治上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那路人。改革开放后，这两人摇身一变，又飞黄腾达了起来。冯当上了清华大学组建的海华科技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张当上了清华紫光集团的总经理。政治上投机可以当政客抓权力，市场上钻营可以当经理捞钞票。这种人总是挺吃香的。
安全组内又分辐射监测与物理测量（5人），化学分析与测量（3人），环境辐射监测（2人），个人辐射剂量监测（4人），辐射测量仪器、仪表检修与研制（4人），安全防护管理（4人）等6部分，共有22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5人，中专毕业的3人，工人4人。原清华大学的人员只有曲长芝（女，河北人，戴眼镜，待人和气，心地善良，1959年清华工物系毕业）、桂立明（上海人，头脑灵活，交际广泛，待人热情，1960年清华工物系毕业）、杨鼓行（汕头人，为人诚实、厚道，1963年清华工物系毕业）和夏元庆（女，清华体育教授夏翔的女儿，吕应中的小姨子，参过军，对人热情，1965年北京医学院卫生系毕业）4人。后来还有一位从云南昆明调来，叫郭聚豪的河南人，1967年清华工物系毕业，为人坦诚、实在、随和、热情，任党小组长。我调离后，郭任清华核能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尽管清华人内部派系复杂，但我跟这些人相处却十分融洽。以致在我离开清华多年后，跟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仍有联系和来往。此外，我跟其他单位调来的同志，如从二机部九院（青海西宁核武器研究院）调来的郭起吉（河南林州人，1963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董师元（四川达县人，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袁达生（湖南人，1959年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毕业）等人，也能团结协作，在一起愉快工作。
当时，原来为200号游泳池式屏蔽试验核反应堆上马而购置配备的仪器和仪表，大多是电子管式的，计数器是机械式的，都已陈旧老化过时了，需要更新。还有些测量项目是短缺的，需要创建。如人体内照射剂量测量，中子辐射剂量测量以及微量放射性核素化学分析和物理分析等。为了适应820工程上马，需要对实验室进行改造。我到200号之后，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前，具体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筹建了个人内外照射剂量监测实验室。为此，
购置了一台技术上先进的液体闪烁谱仪，开展了液体中微量放射性核素测量与分析工作。还逐步开展了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体内微量放射性核素（如氚-3和钷-147等）的监测工作。这项工作为内照射剂量的估算，创造了条件。此外，还购置了热释光玻璃剂量计测量仪和锂玻璃个人剂量计，完善了仅用剂量胶片个人剂量计和携带式个人剂量计（剂量笔）监测个人外照射剂量的测量系统。特别为开展中子个人剂量测量创造了条件。
二、因科研和工程地处北京的上风和上水位置，所以要特别加强对周围外环境的监测，以保证北京地区的安全。为此筹建了环境监测实验室。为了测量环境样品中极微量放射性核素的含量，设置了当时在技术上比较先进的低水平α、β放射性测量装置。开展了常规的外环境中空气、土壤、沉降灰、水体、植物等的监测工作。此外，还开展了地表γ辐射水平的监测。
三、开展了人工微量裂变核素的化学分析和物理分析工作。为此，还曾派人到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过。此外，还改进了低能β测量仪，完善了辐射监测项目，保证了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建立全身整体测量仪。这是把人体整体作为一个测量对象，定量测量体内放射性核素积存量的测量装置。这是一项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协作项目，技术要求很高，已经做了大量前期预研工作。后因工程下马，中止了这个项目，十分可惜。
五、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820工程特种洗衣房初步设计。因工程下马，停止了这项工作。此外，还参加了820工程设计方案的研讨和审查。
通过辐射监测技术的提高，监测项目与监测手段的不断完善，除保障了820工程研究阶段的辐射安全之外，也提高了本部门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培养了人才，为820工程的正式上马和以后的安全运行打好了技术基础，作好了人才储备。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200号的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因为吕应中一度是依赖于“四人帮”的支持来搞820工程的，所以在清查“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中，受到清查和批判。那时，820工程的科研任务因经费不足已经松懈下来，广大科研人员开始学习英语，全200号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1979年一度轰轰烈烈的820工程正式停建，200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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