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技术职务评定

技术职务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学识水平和工作业绩（德、能、勤、绩）的一种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知识分子所作奉献的一种肯定，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知识分子的一种荣誉，很受知识分子看重。但我们这一代解放后由国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是只讲奉献不讲职称的。

我在1959年8月参加工作到1960年8月期间，是实习技术员。转正后技术职务是技术员（那时工程系列职务的顺序是：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到1978年在清华大学评为讲师（高教系列职务的顺序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为止，当了18年的技术员。那年我已经是43岁的老技术员了。1978年在清华大学评定职务时，划了一条线：1958年以前大学本科毕业的，可评为副教授。1958年以后毕业的，只能评为讲师。我正好在1958年以后毕业，只能受点委屈当个讲师了。这一次评定职务也很简单，只要在全室大会上讲一下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实际上也没有评委会评审，仍然由领导确定。这次评定职务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当政时期进行的，也是解放之后第一次给知识分子评定职务。那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从此，知识分子开始由“寒风凛冽的冬天”，进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由“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解放后由国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竟都成了“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被列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三反”分子之后，成了“臭老九”，成了社会上最底层的人群。“四人帮”及其爪牙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渊博的人，成了“反动的学术权威”，个个都被批斗、关“牛棚”，还要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大批知识分子被赶到乡下或所谓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要知识，不要文化，考试得“零蛋”的张铁生居然成了英雄。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作人”，能够生存下来就算不错了，还奢谈什么技术职务不技术职务呢！

在1963年以前也有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和助教、讲师、教授等头衔。但那不是由专家评定，而是由单位的党政领导确定的。我记得1963年在二机部404厂总厂工作时，我们处里的郭树源（湖南人，1956年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被任命为工程师。当处长张克俭找他谈话时，他赌气说：“我的同学早就是工程师了。现在我对工程师不感兴趣。”。处长一听，不是滋味，心想：好心提拔你，你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不感兴趣。于是向总厂党委书记王侯山做了汇报。王一听火冒三丈。对处长说：“他不要，那就摘掉‘帽子’，组织批判！”。就这样，郭树源不但被抹掉了工程师的“帽子”，而且还受到一通批判。说他对领导不满，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把以前的“老账”都翻了出来，把人搞得灰溜溜的。此人以后一直未得到正常使用。后被送到404厂设在地处甘肃与四川两省交界处的两党地区的“五七”干校劳动。打倒“四人帮”以后，此人回到湖南，在湖南大学工作。1998年5月3日，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我在北大校园里匆匆见过他一面。

1983年，本来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要给知识分子评定技术职务。那时我所在的核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教材编辑室闻风而动，纷纷准备材料，准备参加高级职务考评。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考评的事又无声无息了。后来了解到，所领导根本没把知识分子的职务考评当回事，而是忙着到部里争他们自己的局级职务待遇去了。我们所一直拖到1986年才第一次开展高级技术职务评定工作。编辑部的高级职务考评工作，基本上是由我组织的。这次考评结束之后，我于1986年7月1日，接到了核工业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发给的《专业技术职务任命书》，任命为副编审。1989年11月20日，接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人事局发给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正式对副编审职务的评审认定时间为1987年6月。

1990年11月，核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第一次评审正高级职务资格。我一方面是出版社系统的评委，另一方面我也申报参加考评。所里只分给出版社系统2个名额，而申报人共有7人，即：安石生、孙秀桐、崔朝晖、韩国光、孙家辉、俞静澄、李治国。这些人都要分别在有副高职的人员大会上介绍自己的情况，然后由具有副高职的人员投票，选出4人候选。经过上述程序之后，选出的候选人是：安石生、孙秀桐、崔朝晖、李治国。名单报给所领导，最后领导确定的名单是：安石生和孙秀桐（195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我和李治国（1960年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1991年退休）作了一次“陪绑”。12月初经部评审委员会评定通过。那时，我也是部出版人员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任职两届。1990年至1995年期间，我参加了多次部评委会的评审工作。

1991年核情报所的正高职评审比1990年的评审要简单些。这一次给出版社系统仍然是2个名额。搞法是先报名申报，再由出版社系统考评小组投票选出候选人。这次候选人是孙家辉、俞静澄、崔朝晖。最后确定的名单是孙家辉和俞静澄。这次评审前，党委书记颜克家特别强调：为了工作方便，高级职称要考虑所领导。孙家辉虽然是1964年大学毕业的，但他是副所长，当然要考虑了。而俞静澄是部办公厅领导特别给情报所领导打了招呼的。实际上俞静澄在《中国核工业报》社做编辑工作还不到3年，1960年清华大学工物系毕业，无论从工作业绩，还是从资历年限，都不能跟别人相比。但所领导怕得罪上司，便把名额给了他。此事在群众中议论纷纷。这一次，我又当了一次“陪绑”的。

1992年的正高职评审结果，有4人当选。这4人是：崔朝晖（1959年北大原子能系核物理专业毕业）、韩国光（1959年北大原子能系放射化学专业毕业）、姜樾（1960年清华工物系毕业）、乐俊楚（1962年清华放射化工系毕业）。评审认定时间是1992年12月。中核总人事局发证时间是1994年元月21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名称是编审（出版人员专业职务系列：助编-编辑-副编审-编审）。

按要求，副高职要考一门外语。我在1986年翻译出版了日文版的《辐射防护》一书，41万多字，准予免试。1992年考评正高职，本来是要求参加考评者要懂两门外语的。实际上其他申报者未能达到这个要求，考虑到历史情况，所以没有严格执行。而我却是惟一能达到这一要求的申报考评者。如前所述，我在翻译了日文《辐射防护》一书后，1985年又参加了英文《核电厂培训教程》的翻译。此书于1992年2月出版。我承担翻译部分译文的中文字数，超过了5万字。按规定，只此一项即可免试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