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以核为主，多种经营

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核工业进入了“以核为主，多种经营”的新阶段，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原子能出版社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形势。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1987年11月18日，原子能出版社的机构又做了一次调整，将编辑部改组为核书编辑室和综合编辑室。另将报告系列编辑室由情报线划归出版线。核书编辑室主任是李盈安，我任副主任。由于编辑部的风风雨雨，王同亿不再担任编辑部主任，仅挂一个副总编的头衔。核书编辑室分工核科技书的编辑工作，是原子能出版社的核心。担负的任务是，积累、传播核科技知识和成果，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核科技水平，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服务，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服务，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综合编辑室担负民品书（亦称“双效益”书，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好的书）和科普、工具书的编辑工作。系列报告编辑室负责科研报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核书编辑室分成三个组，即：堆工物理组，组长李治国（1960年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化学化工及地质矿冶组，组长韩国光（1959年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放化专业毕业）；核仪器仪表、辐射防护、放射医学与核医学组，组长陈进贵（1958年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

李盈安，1963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工作。“文革”中是部造反派头头兼“笔杆子”。军管后任部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打倒“四人帮”之后，1980年挂职下放到核情报所出版线工作。1981年任四编室副主任。1986年任社业务办公室主任。这次他一上任，就声称他对堆工物理比较熟悉（他是学数学的，又未干过实际工作，居然对堆工和核物理熟悉。而我是学核物理的，又在反应堆上干过，却不熟悉堆工核物理？！），由他分工管反应堆工程、核物理组和地质、矿冶专业；由我分工管核电子学、核仪器仪表、辐射防护、放射医学、核医学组和核化学、化工、环保专业。并由他决定要来了原子能出版社印刷厂的铸字女工栗莉做编辑室的编务工作。我对此人不了解，提不出不同意见。但从以后的表现看，此人并不称职。多次在领导面前要求撤换此人的，正是李盈安本人。

我跟李盈安共事刚刚开始，彼此都不大了解。我虽在行政上是副职，但我是三个编辑室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彼此相互都很客气，彼此都很尊重，工作中能够取长补短，互相支持。核书编辑室成立之后，以我为主抓的工作，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一、组织推荐了一批新选题。

为了适应部工作重点的转移，在选题清查摸底的基础上，原子能出版社重新调整了出版方针和选题方向。主要精神是要紧密配合核工业与核科技发展的需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以应用技术为主，兼顾基础理论；加大著作稿比例，严格控制翻译稿选题。编辑室据此组织推荐了一批新选题，适应了核工业第二次创业的需要。

1、紧密配合我国核电发展规划，围绕压水堆核电站的设计、建造、运行、安全、环保、管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核燃料循环技术，组织了一批实用技术的图书选题。如《核电站厂房设计与施工》、《核电站系统和设备》、《压水堆核电站的运行》、《轻水堆核电站的启动和测试》、《核电厂的安全传热》、《核电厂放射性废物的处理技术》、《核电厂培训教程》和《我国核电建设经济管理的基本问题》等等。

2、配合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广泛应用，组织了一些同位素生产、应用和辐射技术方面的选题。如《同位素仪表》、《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中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在基础医学中的应用》、《实用临床核医学》、《辐射技术基础》等等。

3、根据我国核事业30年发展情况，组织出版我国核科学技术方面有学术价值的专著，特别是老一辈核科学家的著述。这是为了把30年来我国核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保存下来，流传后世。1989年9月20日，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局决定拨专款100万元人民币，支持这项工作，并把这批专著定名为《中国核科学丛书》。其中有姜圣阶、任凤仪等编著的《核燃料后处理工学》、刘树铮、孙世荃等著的《铀毒理学》、王承书著的《气体运动论——王承书论文选集》、汪德熙著的《王德熙文集》。此外，还有《王淦昌文集》、《李德平文集》等等，共有25种。首批报部17种。未上报的13种选题作为重点核书选题列选。同时还落实了30种图书的约稿合同、责编和复审。为了记录我国核工业30年的艰苦奋斗历程，中核总决定出版《中国核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共19种。对这19种选题，也都落实了责编和复审。1990年2月26日,原子能出版社扩大社务会议决定，把《中国核科学丛书》、《中国核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和《世界原子弹氢弹秘史丛书》作为原子能出版社的三大骨干工程。

4、为了普及核能知识，拓宽科技书选题范围，适应“保军转民”要求，还组织了一些科普读物、黄金开发等方面的选题。如《砂金矿勘查工作手册》、《新型强激光》、《高速摄影技术》等等。

二、组织了优秀核科技图书编辑出版质量奖和优秀原子能类高校教材的评选。

1986年，组织了原子能出版社1984—1985年度科技书编辑出版质量奖的评选活动。共评出优秀科技书编辑出版质量奖10种。其中二等奖3种，三等奖7种，装帧设计奖1种。1989年组织评选出所级优秀书10种，并向核工业部科技司上报推荐了1986—1988年度优秀参评书，如《现代生物医学仪器》（作者宋贤均，责编孔昭育，复审陈进贵，终审姜樾）、《长江水系放射性水平调查及评价》（作者李振平等，责编韩国光，复审黄厚坤，终审孙秀桐）、《电火花线切割工艺》（作者王至善，责编陈进贵，复审张立均，终审崔朝晖）、《微循环方法学》（作者田牛，责编鲍世宽，复审张佩文，终审姜樾）、《核能：20世纪后的主要能源》（作者郭星渠，责编李盈安，复审廖玉，终审陈中）等5种。这5种书1989年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0年以后，我还多次参加了所级、部级及国家级优秀图书的评选及推荐工作。如1990年，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并推荐参选的《中国核工业三十年辐射环境评价文集》（作者潘自强等，责编韩国光、李镁，复审崔朝晖，终审陈中），获全国环境科学优秀图书奖二等奖。1992年，我社推荐参选的《中国核工业三十年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作者潘自强等，责编韩国光，复审崔朝晖，终审孙家辉）和《实用临床核医学》（作者马寄晓、刘秀杰，责编李镁，复审陈进贵，终审孙家辉）获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

此外，我还参加了中核总教育司组织的原子能类高校优秀教材的评选。

1989年，向核工业部教育司推荐1986—1988年度第一、二轮原子能类优秀参评高校教材12种，初选10种，并作为评委参加了部教育司组织的评选活动。1991年，组织并参加1989—1991年度第二轮高校原子能类优秀教材的推荐与评选工作。1992年中核总确定8种教材为中核总优秀教材。其中获特等奖的有《原子核理论》（第一、二卷）（作者胡济民等，责编刘荣久、复审陈进贵、张佩文，终审崔朝晖、李治国）、《离心分离理论》（作者张存镇等，责编张立均，复审陈进贵，终审崔朝晖）和《水文地球化学》（作者李学礼，责编姜利民，复审周熙钦、终审安石生）等3种；获优秀奖的有《核反应堆热工分析》（作者于平安等，责编侯凤旺，复审陈进贵，终审姜樾），《电离辐射剂量学》（作者李士骏，责编崔朝晖，复审陈进贵，终审安石生）等5种。此外，还有7种书获得优秀教材评审纪念奖。1992年，推荐参评的《原子核理论》（第一、二卷）和《离心分离理论》还荣获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优秀奖。

一本优秀图书，是作者、编辑、审核、出版、印制各个环节共同努力的结果。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图书质量。评选优秀图书，也是出版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可以鼓励多出好书，提高图书质量，抵制粗制滥造。但在评选的组织工作上，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求参评的每本书都要有专家的书面评介和推荐意见。参评教材还要附有使用效果，也就是学生的反映。接着评委们要阅读几十种参评图书的书面材料。有时编辑还要在评选会议上介绍参评书的情况。最后由评委投票，票数多者当选。因为当选与否，涉及到编辑与作者的荣誉和个人切身利益，所以作者和责编都很重视。评选中，每一步骤都要十分谨慎。既要做到公正合理，又要保证评出的图书符合获奖质量要求。

三、继续搞好高校原子能类教材工作。

我从1980年开始直到1995年退休为止，一直在做高校教材工作。出版社一级由原教材室副主任现任副总编辑的安石生负责牵头。室一级由核书编辑室负责，具体分工由我承担。1989年5月10日，我被核工业部聘为高等学校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并任放射医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曾参加了《高等学校原子能类第三轮新编教材编审出版规划》（1991—1995）的制订工作。选题分别由各个高校和出版社分别提出推荐。核工业部教育司汇总后，于1988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高等学校原子能类第三轮新编教材编审出版规划会议。我参与了选题的推荐和确定工作，特别参与了放射医学与原子核物理两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所属专业范围内的选题确定工作。

1989年4月20日，核工业部给原子能出版社下达了55种高校原子能类第三轮教材的编审出版任务。我和安石生一起要把这55个选题具体落实到编辑头上。既要做到专业对口，又要使每个编辑承担选题的数量均衡，不能简单行事。因为教材有国家教委拨付的编辑补贴，分配不好，会闹出矛盾。分配结果是：以核书编辑室为主，分配46个选题，综合编辑室为辅，分配9个选题。接着又开展了新教材编写大纲的审定工作。不久，我就参加了苏州医学院李伟林编写的《辐射流行病学》编写大纲的审定。后来，陆续参加了《辐射防护导论》、《核辐射探测》、《分子放射生物学》等7种教材的审稿工作。1991年10月13日，中核总（原核工业部）下达了29种高校原子能类教材的编审出版任务。同年10月16日，中核总又下达了16种中等专业学校原子能类教材的编审任务。在这批任务中，核书编辑室承担了高校教材19种，中专教材10种，也都按照上述原则做了安排。

除去上述工作之外，我还做了一件对出版社有意义的工作。国家教委规定，凡经国家教委认可的高校教材，都由国家教委给予教材经费补贴。原子能出版社的出版经费，在核工业“保军转民”，“第二次创业”之后，已经开始拮据了。为了多出点好书，把一般科技书转为教材参考书，不失为解决经费不足的一种办法。经过各方努力，共转为教材参考书的科技书有12种，大约可以给出版社节省经费20万元。

四、横向开拓与创收——为了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

自从核工业贯彻“保军转民”方针之后，中核总每年给情报所的经费，只够400多人的情报所开销的60% ，不足部分要自己解决。而分配给原子能出版社的经费只有30万元。其中还包括11种期刊的经费补贴约10万元。这样，用于图书出版的经费仅有20万元。当时，纸张、印制工费大幅度上涨，出版经费极度紧张；核科技书编辑难度大、发行量小、印数少、成本高，出版社赔钱多。在正常情况下，我社每年的总发稿量应为2000—2400万字，平均每人每年应50—60万字。实际发稿量只有1000万字，平均每人每年发稿量只有26万字。出版社有编辑40人，每人每年平均仅发1本书，编辑任务严重不足。每出版一本书，大约赔钱10000元,20万元大约可以出书20种。在这种情况下，原子能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陷入了严峻的境地。为了生存与发展，出版社必须另谋出路。

1986年，当时编辑部的堆工物理编辑室编辑高绣雯（1958年莫斯科冶金学院毕业）在内蒙呼和浩特组织了一部书稿，书名是《钛合金》。那时受出版社专业分工限制，按分工这本书应在冶金出版社出版。但作者提出：他们愿意在原子能出版社出版，且出版经费由他们自己解决。经我与领导研究认为，我社是科技出版社，出版科技图书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不要我社的出版经费，又给社会上解决了出书难的问题。这是件好事，应予支持。于是，从1987年起，我就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在编辑部号召大家开展了这项资助出书活动。当年就获得社会资助出书款16.85万元，占主管部门给出版社拨款的50% 。1990年资助出书金额一年即达30多万元，累计已达52万元。到1991年，资助出书金额已达140多万元。1987年至1990年，共有资助书74种，平均每年18.5种。而科技书与资助书加在一起，平均每年出书61种。这就大大缓和了出版经费不足，编辑任务不饱满，学术著作出书难的局面。

当时，各个科技专业出版社也都处于跟原子能出版社差不多的境地。也都处于“皇粮”不足，出版经费短缺状态。各出版社也都在为本社的生存与发展，寻求出路。针对这种情况，我根据原子能出版社开展资助出书活动的实践，于1988年4月15日在《科技出版》（1988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助出书——科技专业出版社的一条出路》的文章。

我在文中阐述了资助出书是用社会上的钱，出社会上需要的书，既不给国家增加负担，又能解决出书难的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同时，资助出书又增加了出版社的活力，顺应了改革的大趋势。这对著作者、读者和出版社都是一件大好事，实在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与推广的好办法。

我在文中分析了开展资助出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一些科技人员个人和科技团体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可能支付出书经费。另外，无论个人或团体的科研成果，要进行国内外交流，必须拿出著作来作为科学与文化交流与积累的媒介与载体。个人或团体的学术水平要通过作品来表现。特别是技术职称考评，也要有个人的著作，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评内容。为此，科技人员或团体对写、编、译书有很高的积极性，并热切希望自己的作品尽快出版问世。

在文中我还提出了开展资助出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资助出书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资助费不能太多。为了使出版社有一定的积极性，最好使出版社在支付排、印、装费用、稿酬、税金、赠书等项费用之后，能略有盈余，如净利不超过5%—10% 。其次，要保证出书质量，出版社必须严格三审制度。第三，出版社必须加强成本核算，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改善经营管理，做到保本薄利。第四，出版社要解决好社内人员的奖励问题，特别是编辑人员的奖励问题。

我的文章刊出后，确实给当时的各科技专业出版社找到了一条出路，受到大家的重视，在出版界有一定的影响。科技出版界，在此基础上又不断广开门路，改革创新，困难情况有了转机，逐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

除资助出书之外，我们还在国家出版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了所谓民品书（即非核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好的书）的编辑出版，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为出版社的横向创收作出了一份贡献。如：《中学、小学寒暑假作业》、《成人考试标准化试题分析》、《小学生图解英汉小词典》等等。其中，《英语速记法》（高中、初中）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行书、楷书大字帖》发行量在80万册以上。《成人教育考试指导丛书》和《电视机实用维修手册》净利均在10万元以上。从1976年到1990年，出版社年平均创收达30万元，无疑有我们编辑部和后来改组为编辑室的一份贡献。

根据出版社组织民品书的精神，我和李盈安、赵文蕙（1963年南开大学放射化学专业毕业）合作编了一本《小学生图解英汉小词典》。署名是安朝文。这是在我们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组成的。书中收词1500个，图文并茂，望图明义。此书于1990年6月出版，第一次印刷30000册，随即售罄。给小学生编英汉词典，是一次尝试。这本书能受到教师、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那时，我还参加了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编撰工作。一共编篡主词条约500条。《语言大典》共有1090万字。1990年12月三环出版社出版。

1989年6月30日，我在1989年第三期《科技出版》刊物上发表了《如何对待被动选题》一文。

除此之外，1987年我还参加了中核总科技委委托原子能出版社编辑的《第六届太平洋沿岸地区核能会议文集》英文稿的编辑、审核工作。我审核的文稿共17篇。会议于1987年9月7日至9月11日召开，是我国第一次主办的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核能会议。这本文集受到与会中外专家的好评，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受到了中核总科技委和中国核学会的表彰。

为了表彰多年从事国防科技事业人员的献身精神，国防科委向献身国防科技事业30年以上的人员颁发了“献身国防科技事业30年”荣誉证章和证书。1989年2月25日，原子能出版社19位同志获此殊荣，我也是其中一员。

1990年7月9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组建各职务系列评审委员会。我被聘任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出版人员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任期四年，并于1990年、1992年和1994年分别参加了中核总和核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出版系列正高级职称（编审）的评审工作。

 “七五”期间的5年，是原子能出版社核书编辑部（编辑部与后来组建的核书编辑室）坚持为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需要服务、为核工业总公司服务的5年，也是我们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出版方针、在改革开放中开拓前进并取得很大成绩的5年。为此，1991年4月28日，原子能出版社核书编辑部（原编辑部与核书编辑室）被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授予“七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并荣获了荣誉证书和物质奖励。这是对我所在的编辑部和核书编辑室5年来（1986年—1990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以后工作的鞭策与鼓励。

1991年8月1日，我被核工业总公司聘任为核工业第二届教材委员会委员。1991年8月20日，我被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聘任为核工业放射医学与核医学教材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任委员，任期5年。

1991年4月15日，原子能出版社再次改组。将核书编辑室改名为编辑一室，将综合编辑室改名为编辑二室。将原核书编辑室的堆工物理编辑组划归编辑二室。我仍在编辑一室任副主任。